太空凝视:“小渔村”如何战胜全球4000个经济特区
编辑/2020-08-27/ 分类:科技资讯/阅读:
太空浩渺,宇宙苍茫。每当亚太6D卫星在数百公里外的高空,“眼光”掠过珠江口时,一定会为“家乡”——深圳感到骄傲。在过去40年里,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小渔村”的地方,从一穷二白起步,创造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201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9万 ...
太空浩渺,宇宙苍茫。每当亚太6D卫星在数百公里外的高空,“眼光”掠过珠江口时,一定会为“家乡”——深圳感到骄傲。在过去40年里,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小渔村”的地方,从一穷二白起步,创造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201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9万亿元,相比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1.3万倍;2019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7万件,仅次于日本东京;40年,培育出华为、中国平安、腾讯等8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众多灿若星辰的创新型企业……
据新华社报道,来自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称,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在过去40年中,深圳做对了什么?
坚定产业升级
从“三来一补”走向科技创新
今年7月,亚太6D卫星发射成功,鉴于技术含量高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亚太6D卫星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深圳星”。亚太6D卫星的“东家”是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这一航天业界新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宝安区。
同样是在宝安区,1978年,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怡高电业厂诞生,生产电子零部件。此后,宝安区成为百万农民工到深圳的主要就业地。如今怡高电业厂已变身全国第一家劳务工博物馆,宝安区的经济闪光点也从打工经济跃升为“放卫星”。
产业转型升级的路上,深圳从未止步。
从“三来一补”起步,完成原始积累,上世纪90年代深圳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下决心淘汰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94年,有港商提出投资几千万元建设来料加工厂,被深圳拒绝,结果项目迁到了外地。宝安区领导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这些都心疼落泪。
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基层干部不理解,但深圳异常决绝。1993年,深圳主动放弃加工贸易“红利”,停止登记“三来一补”企业。1995年,深圳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987年9月,43岁的任正非找朋友凑了2.1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一家模拟电话交换机的代理商。任正非后来回忆说,他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工厂很落后,比珠三角“三来一补”的加工厂还可怜。
1991年9月,华为决定告别单纯的代理商身份,开始自主研制程控交换机。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边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如果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追求,拉动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飞奔向前。2016年,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深圳当时的政策驱动力念念不忘:“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深圳1998年率先制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有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这对深圳造成巨大冲击,外贸出口增速从2007年的23.8%骤降到2008年的6.6%。当时有人猜想,深圳是不是要搞刺激经济,大规模增加传统产业的投资。然而,深圳的回答却是看准时机,着力布局生物医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面临巨大压力,深圳没有停下转型升级的脚步。一方面,华为等代表性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攀升,“备胎计划”一夜转正,鸿蒙操作系统发布;另一方面,《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出台,政府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输送更为持久的能量。
这些都传递出强烈信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深圳对产业升级的向往!
坚持市场取向
“两只手”各安其位 企业成主体
从太空凝视,深圳早已与周边的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群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的边界。但如果硬要给这座改革春城找出点不同,那可以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做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反映情况,直至惊动高层领导,蛇口才恢复定额超产奖。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工资改革方案。
随着工资改革、用工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权拍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深圳创造了1000多个全国第一,打通了市场各环节、各要素自由流通的“任督二脉”。
在深圳,市场说了算成为共识。各家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各自凭本事吃饭,都是在市场竞争的拳击赛中,一拳头一拳头“打”出来的。华为、中兴等更是将这场比赛“打”到国外,一步步成长为跨国企业;深圳很少有“不跑市场跑市长”的企业,以至于前几年去杠杆的时候,当地找不到多少符合标准的“僵尸企业”,因为那些想依附行政资源求生的企业早已被市场淘汰。
企业始终是创新驱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深圳走访可以经常听到一组数据,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建立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来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在创新的策略上,也是听从市场的召唤。任正非说,在产品技术创新上,华为要保持技术领先,但只能是领先竞争对手半步,领先三步就会成为“先烈”,明确将技术导向战略转为客户需求导向战略。
英雄不问出处、敢想敢干的精神在这座城市得到彰显。深圳的企业不做则已,做则极致。物流业的顺丰、信息产业的腾讯、健康产业的华大、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锂电行业的比克等等,都是典型代表。
市场这只“有形的手”始终高效运转,政府“无形的手”放得开、托得住、把得稳。深圳很少在企业微观经营层面进行干预,政府更多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打造创新生态。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底,深圳累计共有商事主体337万户,创业密度稳居全国第一;而在1979年,深圳企业总数仅为501家。深圳4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在这两个数字中得到精彩体现。
即使介入市场,深圳也谨守底线。2009年,为了改变国内彩电业面板产业被“卡脖子”的情况,深圳市政府支持华星光电上马。华星光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注册资本100亿元,其中深圳市政府和TCL集团持股各半。2013年,等到项目投产盈利后,深圳市政府便以原价撤出股份,交付企业自主运营。
亚太6D卫星的诞生,也是“两只手”和谐共舞的结果。它的“东家”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设立,双方拟投资100亿元分阶段建设自主可控的全球宽带卫星通信系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卫星+”产业集群。
坚守“辩证法”
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比翼齐飞”
从高空遥望,可以发现深圳的一个秘密:相比其他一线城市,深圳拥有最高比例的工业用地。据深圳市政协委员李华统计,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均小于30%,而深圳的工业用地占比高达45%,明显高于同等级城市。
深圳市2016年出台《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产业用地统筹管理,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当年8月,宝安区试行全国首个区级工业控制线管理办法,划定工业控制线总规模70平方公里,保护先进工业。
这些做法在深圳引起争议。反对者称,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深圳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工业占了太多的土地资源,也影响到了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它的服务业基础还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则是坚定的工业红线拥护者。他认为,长远来看,制造业在深圳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土地资源需要采取大约30%的配置比例。“创新不能脱实向虚,应当防止产业空心化。”
在郭万达看来,深圳40年的发展得益于把握了经济的“辩证法”:一方面,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留住工业的根,孵化出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依托深交所等优势,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两者的轮动形成正循环,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作为深圳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随着特区发展不断壮大,2019年金融业总资产超过15万亿元。40年间,深圳金融业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与实体经济共同成长。据统计,2019年深圳金融业以不到1%的从业人口,创造了全市超1/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近1/4的税收。
证券业方面,2019年末,深圳22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71万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841.89亿元,位列全国第一。保险业方面,2019年深圳保险法人机构达27家,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保险法人机构总资产4.85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除了资产规模等各项指标大幅增长,过去40年深圳金融业实现了众多领先全国的改革创新。在2020年3月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深圳列第11位,在国内仅次于上海、香港和北京。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早于2007年发布,2014年深圳位列第25位,2015年为第23位,2019年升至第14位。这说明深圳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金融界的关注与肯定。
“任何创新,都是始于技术或者一个想法,但是成于资本,也就是说技术和资本是创新中心的两翼,缺一不可。”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说,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强有力创新资本的支持,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科创中心。实际上,看深圳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的一面旗帜,应该说深圳的创新资本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得益于金融的浇灌,深圳的创新企业如春笋一般崛起,其中的佼佼者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截至6月底,深圳本土的A股上市公司达到310家。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表示,深圳本土高科技企业土壤肥沃,深圳的先进制造业体量和规模都排在全国首位。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后,深圳将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上市。
40年斗转星移,沧桑巨变。高悬太空的“深圳星”照见深圳的来时路,见证着鹏城的崛起。未来已来,叠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政策利好,深圳乘风破浪向着全球标杆城市的目标进发。
2019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69万亿元,相比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1.3万倍;2019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7万件,仅次于日本东京;40年,培育出华为、中国平安、腾讯等8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众多灿若星辰的创新型企业……
据新华社报道,来自英国《经济学人》的评价称,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经济特区。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在过去40年中,深圳做对了什么?
坚定产业升级
从“三来一补”走向科技创新
今年7月,亚太6D卫星发射成功,鉴于技术含量高且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亚太6D卫星被深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深圳星”。亚太6D卫星的“东家”是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这一航天业界新秀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宝安区。
同样是在宝安区,1978年,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怡高电业厂诞生,生产电子零部件。此后,宝安区成为百万农民工到深圳的主要就业地。如今怡高电业厂已变身全国第一家劳务工博物馆,宝安区的经济闪光点也从打工经济跃升为“放卫星”。
产业转型升级的路上,深圳从未止步。
从“三来一补”起步,完成原始积累,上世纪90年代深圳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下决心淘汰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1994年,有港商提出投资几千万元建设来料加工厂,被深圳拒绝,结果项目迁到了外地。宝安区领导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起这些都心疼落泪。
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基层干部不理解,但深圳异常决绝。1993年,深圳主动放弃加工贸易“红利”,停止登记“三来一补”企业。1995年,深圳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1987年9月,43岁的任正非找朋友凑了2.1万元,在深圳注册成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一家模拟电话交换机的代理商。任正非后来回忆说,他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工厂很落后,比珠三角“三来一补”的加工厂还可怜。
1991年9月,华为决定告别单纯的代理商身份,开始自主研制程控交换机。为了激励员工,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五楼会议室的窗边对全体员工说:“这次研发如果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任正非最初的选择充满了悲壮。
上下同心,其利断金。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追求,拉动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飞奔向前。2016年,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深圳当时的政策驱动力念念不忘:“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深圳1998年率先制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有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袭,这对深圳造成巨大冲击,外贸出口增速从2007年的23.8%骤降到2008年的6.6%。当时有人猜想,深圳是不是要搞刺激经济,大规模增加传统产业的投资。然而,深圳的回答却是看准时机,着力布局生物医药、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面临巨大压力,深圳没有停下转型升级的脚步。一方面,华为等代表性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上游攀升,“备胎计划”一夜转正,鸿蒙操作系统发布;另一方面,《深圳市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出台,政府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为科技创新输送更为持久的能量。
这些都传递出强烈信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深圳对产业升级的向往!
坚持市场取向
“两只手”各安其位 企业成主体
从太空凝视,深圳早已与周边的东莞、惠州等珠三角城市群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的边界。但如果硬要给这座改革春城找出点不同,那可以说:深圳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做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反映情况,直至惊动高层领导,蛇口才恢复定额超产奖。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工资改革方案。
随着工资改革、用工体制改革、土地使用权拍卖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推进,深圳创造了1000多个全国第一,打通了市场各环节、各要素自由流通的“任督二脉”。
在深圳,市场说了算成为共识。各家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各自凭本事吃饭,都是在市场竞争的拳击赛中,一拳头一拳头“打”出来的。华为、中兴等更是将这场比赛“打”到国外,一步步成长为跨国企业;深圳很少有“不跑市场跑市长”的企业,以至于前几年去杠杆的时候,当地找不到多少符合标准的“僵尸企业”,因为那些想依附行政资源求生的企业早已被市场淘汰。
企业始终是创新驱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深圳走访可以经常听到一组数据,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科研经费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建立在企业,90%以上的专利来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在创新的策略上,也是听从市场的召唤。任正非说,在产品技术创新上,华为要保持技术领先,但只能是领先竞争对手半步,领先三步就会成为“先烈”,明确将技术导向战略转为客户需求导向战略。
英雄不问出处、敢想敢干的精神在这座城市得到彰显。深圳的企业不做则已,做则极致。物流业的顺丰、信息产业的腾讯、健康产业的华大、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比亚迪、锂电行业的比克等等,都是典型代表。
市场这只“有形的手”始终高效运转,政府“无形的手”放得开、托得住、把得稳。深圳很少在企业微观经营层面进行干预,政府更多是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打造创新生态。据统计,截至2020年5月底,深圳累计共有商事主体337万户,创业密度稳居全国第一;而在1979年,深圳企业总数仅为501家。深圳4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在这两个数字中得到精彩体现。
即使介入市场,深圳也谨守底线。2009年,为了改变国内彩电业面板产业被“卡脖子”的情况,深圳市政府支持华星光电上马。华星光电项目总投资245亿元,注册资本100亿元,其中深圳市政府和TCL集团持股各半。2013年,等到项目投产盈利后,深圳市政府便以原价撤出股份,交付企业自主运营。
亚太6D卫星的诞生,也是“两只手”和谐共舞的结果。它的“东家”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由深圳市政府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共同设立,双方拟投资100亿元分阶段建设自主可控的全球宽带卫星通信系统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卫星+”产业集群。
坚守“辩证法”
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比翼齐飞”
从高空遥望,可以发现深圳的一个秘密:相比其他一线城市,深圳拥有最高比例的工业用地。据深圳市政协委员李华统计,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均小于30%,而深圳的工业用地占比高达45%,明显高于同等级城市。
深圳市2016年出台《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产业用地统筹管理,确保中长期内全市工业用地总规模不低于270平方公里,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不低于30%。当年8月,宝安区试行全国首个区级工业控制线管理办法,划定工业控制线总规模70平方公里,保护先进工业。
这些做法在深圳引起争议。反对者称,作为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深圳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工业占了太多的土地资源,也影响到了深圳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它的服务业基础还达不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则是坚定的工业红线拥护者。他认为,长远来看,制造业在深圳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过程中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土地资源需要采取大约30%的配置比例。“创新不能脱实向虚,应当防止产业空心化。”
在郭万达看来,深圳40年的发展得益于把握了经济的“辩证法”:一方面,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留住工业的根,孵化出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另一方面,依托深交所等优势,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两者的轮动形成正循环,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作为深圳支柱产业之一的金融业,随着特区发展不断壮大,2019年金融业总资产超过15万亿元。40年间,深圳金融业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与实体经济共同成长。据统计,2019年深圳金融业以不到1%的从业人口,创造了全市超1/7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近1/4的税收。
证券业方面,2019年末,深圳22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71万亿元。2019年营业收入841.89亿元,位列全国第一。保险业方面,2019年深圳保险法人机构达27家,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保险法人机构总资产4.85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除了资产规模等各项指标大幅增长,过去40年深圳金融业实现了众多领先全国的改革创新。在2020年3月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深圳列第11位,在国内仅次于上海、香港和北京。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早于2007年发布,2014年深圳位列第25位,2015年为第23位,2019年升至第14位。这说明深圳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得到国际金融界的关注与肯定。
“任何创新,都是始于技术或者一个想法,但是成于资本,也就是说技术和资本是创新中心的两翼,缺一不可。”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说,从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看,如果没有强有力创新资本的支持,很难形成一个强大的科创中心。实际上,看深圳这些年的发展,深圳之所以能够成为创新的一面旗帜,应该说深圳的创新资本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得益于金融的浇灌,深圳的创新企业如春笋一般崛起,其中的佼佼者纷纷登陆资本市场。截至6月底,深圳本土的A股上市公司达到310家。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表示,深圳本土高科技企业土壤肥沃,深圳的先进制造业体量和规模都排在全国首位。创业板注册制落地后,深圳将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上市。
40年斗转星移,沧桑巨变。高悬太空的“深圳星”照见深圳的来时路,见证着鹏城的崛起。未来已来,叠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两大政策利好,深圳乘风破浪向着全球标杆城市的目标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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