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守在三峡大坝，敲下几百万字技术资料！三峡设计者郑守仁院士逝世

　　深夜，长江西陵峡畔三峡坝区静谧无声。北面一隅的14小区办公大楼亮起一盏孤灯。

　　79岁的郑守仁，正埋身于一摞摞材料中，专注地在电脑键盘上缓慢地敲击出一个个字符。日复一日地忙碌下，230万字的《长江三峡水利(600116,股吧)枢纽建筑物设计及施工技术》已送出版社，200多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关键技术研究与实践》雏形初现……

　　郑守仁是三峡工程的工程设计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自1993年受命主持三峡工程的工程设计，郑守仁在这里一待就是26年。

　　而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郑守仁，因病于7月24日在武汉逝世。

　　郑守仁 图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曾将奖金捐献给公益事业

　　郑守仁，1940年1月生于安徽颍上，1963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现河海大学），水工专业。长江水利委员会原总工程师；1994年至2017年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兼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郑守仁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郑守仁先后负责乌江渡、葛洲坝(600068,股吧)导流、截流设计、隔河岩现场全过程设计，1994年起负责三峡工程设计。他长驻施工现场，及时解决许多与设计有关的技术难题，为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及围堰设计施工、隔河岩工程质量优良、提前一年发电和三峡工程设计、施工作出了贡献。他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际大坝委员会终身成就奖等17项省部级以上奖励，然后将各种奖金、稿费、讲课费等80多万元，捐献于公益事业。

　　他说：“作为一名水利人，能参与三峡工程是最大的幸福。只要三峡工程需要我一天，我就在这里坚守一天。”2019年郑守仁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26年守在坝区，武汉的家几乎没回

　　在武汉的家，郑守仁几乎一天晚上也没有待过。而郑守仁夫妇在三峡坝区的家——两个小房间，分别只有十几平方米。卧室里，摆下一张床后，空间就所剩无几，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能把逼仄的余地占据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本部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也许不会有人相信，郑守仁几乎一个晚上也没在武汉的家里待过。那么，他的“家”究竟在哪儿呢？

　　“三峡坝区十四小区4316号”，是郑守仁夫妇在三峡坝区的家，他们一住就是26年。

　　其实，凡是去过的人都知道，这哪里称得上是家啊！

　　两个小房间，分别只有十几平方米。卧室里，摆下一张床后，空间就所剩无几——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就能把逼仄的余地占据。

　　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的药。有郑守仁的，也有妻子高黛安的。两人前些年都患有癌症，至今还不能断药。

　　郑守仁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不方便生火做饭，坝区食堂就是他们的厨房——每天，郑守仁雷打不动地从宿舍步行去食堂打饭。身为院士和领导，他坚持和普通员工吃一样的三餐。

　　每天在工地上要跑20到40公里

　　三次挑战截流长江这一世界难题，郑守仁都是在工地上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各个工地来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23岁从河海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就到陆水试验坝工地，到79岁高龄依然在三峡工地坚守，56年的水利生涯，郑守仁几乎都在工地上度过。他坚持设计与施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建设工地攻关出一大批技术难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郑守仁主持了乌江渡、葛洲坝工程导截流设计，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葛洲坝截流时，法国有一家公司提出20万美元做一个大江截流方案，这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我国无疑是天文数字。

　　长江委的专家们自己做方案，第一次挑战大江截流这一世界难题。他们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大量模型实验。担任导流组组长的郑守仁提出用“钢筋石笼”为截流龙口护底，以增强抛投块体的稳定性，大大减少了进占抛投料的流失，确保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人类首次腰斩长江，世界为之震惊。

　　郑守仁回忆说：“那时候工地的广播经常广播我的名字，要到现场去解决实际问题。在各个工地来回跑，每天要跑20到40公里。”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

　　在葛洲坝崭露头角，郑守仁很快被委以重任。1987年，郑守仁升任长江委副总工程师兼隔河岩工程设计代表处处长。他驻守工地解决各个环节的重大技术问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大胆创新优化设计，节省投资1300万元，使隔河岩工程一次蓄水成功，提前一年发电，被授予工程技术人员唯一的“隔河岩工程特殊贡献者”。

　　在隔河岩的几年，作为设计总负责人的郑守仁有了全过程的历练，为后来主持三峡工程设计工作做了技术准备。

　　1993年，在从事水利工程设计30年后，53岁的郑守仁迎来了他一生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荣耀：担任长江委总工程师和长江委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局长，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直接主持长江第二次和第三次截流设计方案工作。

　　三峡工程号称“全球一号水电工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科技博物馆”、世界级难题“题库”，有20多项经济技术指标名列“世界之最”。其中，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当属1997年的大江截流和2002年的导流明渠截流。

　　1997年的大江截流是在葛洲坝工程形成的水库中实施的，水深达60多米，超出一般的特大型工程截流水深的两三倍，江底还有20多米的松软淤沙，截流难度可想而知。导流明渠截流流量大，落差高，龙口合龙单宽能量世界第一，江底为人工开挖修整形成，平整光滑，综合难度世所罕见。

　　面对难题，郑守仁集中群体智慧，首创“人造江底，深水变浅”预平抛垫底方案，保证了大江截流顺利实施。导流明渠截流前，他花了两年时间，通过水工模型反复试验和比较研究，提出双戗截流、分担高水头落差的良方。

　　导流明渠截流前夕，别人都惴惴不安，郑守仁却格外轻松。他胸有成竹地说：截流合龙已是胜券在握。自信源于他多次参与截流设计的丰富经验，也源于他率领的长江委设计人员为完善截流方案所作的精心准备。

　　2002年11月6日上午，奔流千古的长江再一次被拦腰截断。导流明渠截流在全国院士大会上被评为2002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

　　编辑|郑直 肖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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