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中心的“姜妈妈”：治传染病也当心理医生，零歧视应成为共识

姜影在北京艾滋病防治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年纪小点儿的病人称她为“姜姐”、“姜妈妈”，年纪稍大的病人称她为“知心妹妹”。

这源于她多年来“治病也治心”的习惯。作为石景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从艾滋病防治科到疾控中心门诊部，她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已有10年时间。

在姜影看来，艾滋病人可能会面临各种心理问题。因此，自2010年进入艾滋病防治科，她就在接诊的同时，向病人公开了电话号码，方便他们随时打电话倾诉，寻求心理疏导。

那些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不被大众接受的秘密，都可以安心存放在她这儿。

工作之余，姜影也会向身边的人宣传艾滋病的防治问题。她认为，大众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匮乏，导致社会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他们其实是正常人，只是大家对艾滋病的了解不够。”

姜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艾滋病人的“树洞”

“来，跟姜妈妈说几句。”电话那头，是曾被姜影接诊过的艾滋病人，他聊完自己的心事，让自己的孩子也和姜影说说话。

自2010年进入艾滋病防治科室，倾听病人的心声，成为姜影的一项义务活动。她在治疗的同时，向病人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方便对方随时随地联系她。

这个电话成为很多病人情绪崩溃时的救命稻草。

凌晨2点、早晨9点，任何时间都会有病人打电话来倾诉，有同性恋男士犹豫要不要和女朋友结婚、有人因为生病几乎花光所有积蓄、有人因为另一半出轨染上艾滋病·····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病人里有博士，也有工人，刚开始我挺震惊的，后来我也习惯了。”姜影说，无论什么时间，她都会接电话，但以倾听为主。她希望自己成为病人的“树洞”，那些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不被大众接受的秘密，都可以安心存放在她这儿。

防治艾滋病的同时，注重病人的心理健康，是姜影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治疗办法。她以此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人因为怀疑伴侣出轨，害怕自己也被传染，需要主要进行心理疏导；有的人属于高危人群，但害怕确诊后受到歧视，就需要疏导后劝说进行检测。

她回想起自己接诊的第一位病人。那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因为和他人共用注射针管而感染艾滋病。拿到确诊的检测结果后，他崩溃了，在诊室里放声大哭。

“他言语中透露出要报复社会的态度。”姜影提到，起初她一直在劝说对方，不要失去信心，要积极治疗，但对方一直陷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她说了句“你还有母亲要照顾”。

病人突然安静下来，像是被戳中了内心，他抹去泪水，开始决定接受治疗。

一年的跟访后，这名病人成为了艾滋病防治的志愿者，不仅自己积极主动接受治疗，还开始向外界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吸引病人成为志愿者，也是治愈他们的方法之一。”姜影欣慰的是，她接诊的不少病人，后来都成为了志愿者，彼此间还会交流关于宣传艾滋病防治的经验心得。

久而久之，信任姜影的病人越来越多，她和病人的关系大多不错，有的同性恋病人还会邀请她参加圈内聚会，让她给大家讲讲防治艾滋病方面的专业知识。

她也逐渐成为这个圈子“小有名气”的医生，年纪小点儿的病人称她为“姜姐”、“姜妈妈”，年纪稍大的病人称她为“知心妹妹”。如果病人觉得心里不舒服，病友们就会建议他，“找姜妈妈聊聊吧”。

“我不做，也得有别人做”

姜影的丈夫也是石景山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即便了解她的工作内容，丈夫也时常感动担忧，“艾滋病是传染病，总归是有风险的”。

2011年，姜影给一位艾滋病患者抽血后，不小心把采血针扎到了自己手指上。

“这名患者已经确诊，是过来复检的。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把针眼附近的血挤干净后，不停地用水冲洗、消毒。”姜影之后去做了抽血检查，并自我监测了三个月。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姜影只将此事告诉了丈夫。直到检测结果显示没有被感染时，他们才舒了口气。

即便如此，姜影还是将工作完全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她参加艾滋病志愿者活动，和患者住一间房，每天同吃同睡，除了给他们做检测，还聚在一起，“像开茶话会一样，鼓励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开导他们。”

孩子出生后，姜影的产假还没有休完，就急忙回去上班；有时和丈夫看电影，接到患者来电，她就离开影厅出去接，等回来时，电影已经演完了，丈夫有点生气，“他说，你就不能不接？我说不行，他很理解我工作的特殊性，但那时候还是有点生气。”

有的病人怕被别人发现自己是艾滋病，要在工作日的非上班时间，或者周末，才愿做检测。姜影只好配合他们的时间，特意来疾控中心，为他们做检测。

紧张的工作、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被理解的疾病，姜影有时候也会感到身心俱疲。她有时候会和同事互相疏导心理，“不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憋在心里，我们会互相提一些排解情绪的建议，比如做运动、听音乐。“

但更多时候，姜影觉得，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直面任何事情，“我倒没觉得这个工作有什么是我受不了的，我不做，也还得有别人做。”

不必“谈艾色变”

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多年，对姜影来说，最大的难处在于不被人理解。

家人、朋友向别人介绍她时，只说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具体做什么却不愿提及。在她工作初期，哥哥甚至询问她，能不能换一个科室？

但姜影认为，艾滋病也只是一种疾病，这些对她职业的误解，其实来源于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是因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很多事情只是道听途说。

病人的家属也同样如此。这让姜影让意识到，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也同样重要。“如果大家都不正视艾滋病，那一旦遇上，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自己的压力会把他们压垮，最终崩溃的其实是他们自己。”

为了做高危人群干预工作，每年4-6月，姜影和同事都要去娱乐场所做免费检测。为了配合他们的上班时间，他们到晚上八九点才开始走访，拿着安全套和艾滋病防治手册，走进一家家足疗店、歌厅、洗浴中心，讲解防护艾滋病的知识，询问他们是否做过艾滋病检测，发放安全套，有时要工作到凌晨1点。

在这里受阻已是常态，有些场所不但不接待，还把他们赶出去，把安全套扔到她和同事的身上。

这样的情况每年都会遇到。姜影认为，抗拒检测，甚至在性行为中抗拒防护，就可能会让艾滋病找上自己，这也是大众的一个误区。

为此，姜影和同事也经常去公园、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有的路人会收下我们发的安全套，也有人看到安全套，听到我们是做艾滋病防治宣传的，就躲得特别远。”

姜影说，她理解大家对艾滋病这种传染病的顾虑，但日常的生活接触并不会被感染，人们不必“谈艾色变”、“谈性色变”，把患者变成生活中的“边缘人群”。

姜影。新京报记者 李凯祥 摄

零歧视应成为共识

2014年，姜影已经转岗至疾控中心门诊部，工作内容转变成大学新生的结核病检测、传染病防治培训，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美沙酮门诊日常管理工作。

美沙酮门诊是专为吸毒人员设立的门诊，用美沙酮口服液替代海洛因进行维持治疗，以此帮助吸毒人员戒毒，并回归社会。姜影称，“每天大概有100到200个人来门诊，这些人全是有吸毒史的。”

由于美沙酮是严格管控的药品，姜影每次都要看着他们喝完才可以离开，防止患者口含偷带，将美沙酮带出门诊，流向社会。

让姜影印象最深刻的是2014年，一对吸毒的夫妻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想偷一些美沙酮带出去。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姜影便出来向他们说明规章制度。他们不但不听，还开始抽烟，对着姜影的脸吐烟雾，把烟灰弹在姜影的手上，嘴里还在谩骂着，说要尾随姜影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

“你是不是不信我杀过人”、“等领导来了我就去骂他”·····时间久了，姜影和同事们已经对口头的威胁、谩骂习以为常，有时一件小事都可能让对方情绪失控，甚至被对方推搡。

比起艾滋病防治，姜影看来，这样的工作更难。她说，自己不是没有害怕过，但这些都抵不过看到一位病人恢复正常生活后的喜悦情绪。

姜影回忆，一位2017年开始进入门诊治疗的吸毒人员，服药依从性越来越好，在2018年还找到了工作，开始想着要成个家。通过信件得知此事后，她觉得非常满足。实际上，每次得到病人的认可，她就会“满血复活”，觉得这样的日子很有意义。

美沙酮门诊工作之外，姜影还是和此前的艾滋病人保持联系，时常接听病人的心理咨询电话。她也早把艾滋病防治融入自己的生活，身边的下一代谈恋爱，她会主动送上安全套，大大方方地告诉他们要做好传染病防护。

“性确实是一些传染病传播的途径，人有七情六欲很正常，但得病就不好了。”姜影希望，未来更多人能正视自己的身体，正视各种各样的疾病，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和治疗，因疾病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会随之减少。

她说，“零歧视”，不仅是传染病医生的防治目标，更应该成为全社会对所有疾病的共识。

新京报见习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高欣然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