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办公被勒颈致死：工伤认定需回归事实与法律

视点

确定当事人遇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是当地有关部门处理这起工伤申请的难点。

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时遇害，算是工伤吗？日前的一则热门新闻，引发公众对此问题的讨论。

据媒体报道，6月18日，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在家办公时，被一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致身亡。被害人家属认为柴媛应被认定工伤，其单位也同意协助申报。大庆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属于工伤，后称已受理申请，但目前还没有结论。

归结起来，公众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家办公时，家算不算工作场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受害人所在单位要求员工在家上班，受害人接受单位安排在家办公，也有相关证据证明当天她的确在家办公。在此情形下，将“家”视为工作场所并无异议。

第二个问题才是真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应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这里清晰地给出了认定工伤的三个基本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就该案看，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这两个要素，柴媛已具备。

但其遇害的“因”，从目前的报道看，还不能确认是她“履行工作职责”。

以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受害人邓世平为例，邓世平老师是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过程中，得罪了学校工程承包人而惨遭杀害。现在邓世平已被当地人社局认定为工伤，这合法合规。

柴媛被害和邓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因其职务行为而起，前者与她的工作还未建立因果关联——至少就现有信息而言是这样的。换言之，眼下得确认，当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职责”而遇害。

也因此，进一步确定柴媛遇害是否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就成为当地有关部门处理这起申请工伤事件的难点。

由于当事人已死亡，这其中的难度显然不小，也成为考量当地有关部门行政智慧的难题——既不泛化也不收紧理解，理应成为有关部门即时校准的原则。

应当说，法不外乎情理。工伤保险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工伤保险为职工撑起了一把“法律伞”，使职工在遇到工伤时能够迅速且方便地获得理赔，而无须再卷入耗时且费力的仲裁或诉讼中；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又有其相对固定的保障范围，它毕竟不是一个万能险，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认为，在工伤保险补偿之外，也应有其他社会保障和政府保障举措，可化解柴家痛失亲人的困顿。

在网上，很多人认为工伤认定不应太“保守”，并将此事跟之前的很多争议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写判决急病身亡，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长沙一女子值班期间遭性侵，市人社局不认定工伤遭法院驳回”等进行打包解读。

这番观点本身并无问题，也反映了民众的现实诉求：对工伤确实不宜“收紧式理解”。但不收紧式理解，不意味着要泛化理解，而是要拿捏好宽严有据的平衡，该认定就认定。说到底，工伤认定，最终要回到事实与现行法上来。

□王琳(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