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贫记·第12期 | 东营脱贫，一个都不能少

在山东省东营市胜利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人人都知道秦强。

这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已经在中心5楼住了近3年。绝大多数时间，他笑眯眯的，安静地坐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或来回溜达。但医生和他的家人都知道，哪怕只是一句话说不到他心里，他就会立刻变成另外一副狂躁的面孔，开始打人，砸东西。多年前，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秦强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和父母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政府救济，无法承担昂贵的康复治疗费用。因此，在入院前的十几年间，秦强一直被锁在老家的砖房里。

2017年，东营市全市完成脱贫的同时，将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放在了秦强这样的精神残疾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身上。作为帮扶措施之一，垦利区政府开展建档立卡精神残疾人集中托养项目，与胜利医院签订协议，对这部分人进行集中托养治疗，区财政每年全额拨款100万元作为托养费用，托养对象自己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2017年，首批符合条件的托养患者入院。目前，这里有50多位患者住院治疗。秦强是在2018年底住进托养病房的。近三年里，他的家人看着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面色也红润多了。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7月在唐山视察时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2019年又再次强调：“在全面小康的路上，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2018年10月，医护人员组织患者在精神卫生中心院内的小操场法进行户外活动。受访者供图

托养病房的精神病人

9月21日上午，东营市胜利医院，在精神卫生中心康复区中庭里，植物茂盛。8点半刚过，这里热闹起来，正在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开始了新一天的娱乐康复活动。

这天上午，康复区护士长安排患者集体包饺子。20多位患者分成四组，和面、切块、擀皮……有条不紊。还有人从旁打下手，帮忙清洗装饺子用的不锈钢盘。

除了参与包饺子的20多人，还有些患者在隔壁看电视，其中就包括秦强，他穿着蓝灰色花纹家居服，看着电视里男主角升级打怪，面容平静。

10点半，上午的娱乐康复活动结束，秦强和病友们排成一队，在护士的带领下回到5楼的托养病房里。全程需要经过四道大门，患者每通过一道门，护士都会把门锁上。

在胜利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区，几乎每道门上都贴着蓝色的提示语“请用钥匙锁门（两圈）”。相应地，每个医护人员都要随身携带一大串钥匙，哪怕是上电梯，也需要先用钥匙打开一道铁栅栏门。

“为了安全”，托养病房副主任医师费艳艳解释，精神障碍患者并非时刻都处于“暴走”状态，多数情况下是平静的。但为了确保患者在发作时不会乱跑，每层病房区域的大门都需要锁上。

为了避免人员随意进出，胜利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内的电梯装有一层铁栅栏门。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像包饺子这样的集体康复活动，在工作日，每天会有两次，分别是上午8点半和下午2点半，每次持续2个小时。在康复区“L”型走廊左侧，有多间治疗室，落地窗边还排列着小沙发和几台易操作的健身器材。在这里，患者可听音乐、看电视、健身、下象棋，也可以到康复区的小院子里散步。

医生们还会专门举办一些小型比赛。秦强刚到医院的时候，托养病房办了一场象棋比赛，参与比赛的患者都能得到“阳光普照”奖，一个橘子和一个牙刷，冠军的奖品是一瓶洗衣液。

今年是秦强来到这里的第三年。每天早上6点多，他起床简单洗漱后，7点吃早饭。饭后是娱乐康复活动、吃药和医生查房的时间。治疗精神疾病的医生需要更多地观察患者情绪和行为。“昨天休息得好吗？”“今天吃的什么？”是医生查房时最常问的。

这里的生活简单、规律且健康，虽然略有些无聊，但环境远好于很多患者曾经的生活状况。“吃的比以前好，营养够也能吃饱，人也比以前讲卫生了。”秦强的侄子说。他的家人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医院探望，看见他比2018年底刚住进托养病房的时候胖了一些，脸色也红润起来了。

9月21日上午，医护人员组织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包饺子。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耗光了”

对于胜利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说，住在5楼托养病房的精神障碍患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家庭贫困，无力负担治疗费用，多数人长期缺少系统治疗。

今年36岁的张海20年前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他也是托养病房收治的暴力倾向最严重的患者之一。张海身高超过一米八，皮肤黝黑，身材健壮。据他的母亲陈娇描述，张海发病时力气格外大，一拳能把一个成年男子捶得倒退四五步。

陈娇已经记不清带儿子去过多少次精神病医院。“住院就住了不下十次。”陈娇说，每次住院1-2个月就得花费上万元，“当时想着砸锅卖铁也得给孩子治啊。”

多年前，陈娇和丈夫在老家种棉花，不算富裕，但也生活无忧。张海发病后，给儿子治病成了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耗光了”，陈娇说。在医院陪护时，她每天只吃馒头和饼，“一天两个，一块钱就够了。”

常年忧心操劳对身体的影响逐渐显现，近年来，陈娇的腰椎间盘突出更严重了，压迫腿部神经，右腿几乎无法弯曲。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不然几年后可能残疾。“哪有钱啊，拍片子检查、住院、手术，得多少钱啊！”

张海患病几年后，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再借钱给他们。大约7年前，再也拿不出钱的陈娇放弃了。她买了个一人高的大笼子，狠下心把暴力倾向愈发严重的儿子关了进去。

“很多患者被长期关锁在家里，耽误了治疗时机。”胜利医院精神残疾人托养项目负责人崔吉俊医生表示。

2018年5月，医护人员在帮患者刮胡子。受访者供图

秦强也是典型案例。他的侄子说，秦强曾是村里闻名的高材生，上世纪90年代农校毕业后还研发过一种天花板新型材料。在面向市场推广时遭遇挫折，损失了不少钱，“刚开始就是情绪不高，话少，后来又陆续出现无缘由的大喊大叫、自言自语等症状，几年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

秦强的家人也曾带着他到处治病。侄子说，每个月吃药得1000多块钱，住院得上万，秦强自己的低保和残疾补助根本不够，只能靠父母和哥哥姐姐贴补。

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恶化，秦强大喊大叫的时间越来越长，还出现了砸门、打人、拿着刀比划等情况，家人只能用铁链把他锁起来，不让他到处跑。带着一条四五米长的铁链，秦强就这样生活了20年。

9月18日，秦强在和医生交流。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精神残疾贫困户免费集中托养

2017年初，东营市垦利区残联时任理事长崔登新在入户走访时发现，很多精神残疾人和秦强、张海境遇相似，因承担不起治疗、康复费用，缺少科学照料而生活艰难。

垦利区残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区内精神残疾人合计736名，其中有167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年底，东营市宣布整体脱贫。这一年也是东营市脱贫攻坚最后阶段。“精神残疾人无论是治疗、康复还是脱贫都难于常人，需要的周期也偏长。”垦利区残联教就部主任李军表示，残疾人是脱贫攻坚的难点，建档立卡的精神残疾人更是难中之难。“我们希望能通过集中托养，让精神残疾人活得有尊严，也解放他们的家人。”

区残联提出，可以设立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集中托养项目，帮助家境困难的精神残疾人解决治疗康复和日常护理费用等问题。

事实上，东营市对于精神残疾群体生活状况始终比较重视。早在2011年，东营市就对全市残疾人进行调查摸底，根据残疾人实际需求，残联与市财政局于当年共同制定出台《东营市“阳光家园计划”实施方案》，成立一系列针对智力、精神及重度残疾人的托养机构，以减轻或解决这些人在长期看护、治疗和救护方面的困难。2016年，两部门又联合出台《关于调整残疾人托养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提高政府对托养机构的补助标准。

因此，区残联提出这一想法，与东营市的工作思路一拍即合。垦利区对此也高度重视，经专题研究很快就确定了这一集中托养项目的落地，并列入垦利区2018年度重点民生项目。

9月21日，康复区走廊里摆放的健身器材，窗外是供患者活动的中庭。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随即，他们开始寻找适合开展这一项目的医院，商谈托养合作工作。

参与过该项目执行工作的李军表示，考察了综合性医院和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后，最终，垦利区决定将托养项目设立在综合性医院胜利医院。李军说，这是考虑到不少精神残疾人还患有肢体残疾或者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慢性疾病，最好有综合性医院做医疗支持。

确定与胜利医院合作精神残疾集中托养项目后，垦利区政府和胜利医院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协商，托养费用是各方都特别关心的问题。垦利区残联提供的资料显示，托养费用实行全包干制，每人每年预算2万元，由区财政全额拨款，胜利医院不再向托养对象收取与精神障碍治疗有关的任何费用。

托养费用按天计算，由区财政按照实际住院人数和天数统一支付给胜利医院。“当时我们参考过外地精神残疾托养项目，他们的托养费用大约是每月1600元，和我们支付的金额相当。”一位区残联工作人员说。

为保障集中托养项目的资金，垦利区财政从2018年开始将集中托养项目纳入财政预算。“区里财政也不太宽裕，但是集中托养项目是重点保障的。”一位垦利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

截至目前，胜利医院累计托养贫困精神残疾人150余人，区政府已经支付托养费用200余万元。

在托养病房，每个房间里摆放着4张床，每张床配有一个小床头柜。受访者供图

“能出去挣点生活费了”

把儿子送到胜利医院集中托养之后，陈娇终于可以有更多时间出去工作了。她每天会花上六七个小时在周边的渔村，拾些纸箱、瓶子回去卖。

运气好的时候，一个上午的收获就能装满她的电动小三轮。张海住了3年的铁笼子她没舍得卖，而是改成了小仓库，暂时储存她拾来的东西。

她还会帮隔壁村的虾池子养殖户处理大虾。村里的干部看她家条件困难，还不时帮她介绍些保洁的工作，钱不太多，但是够吃饭的。

这两年，陈娇觉得自己的睡眠质量好些了，她不会再被儿子半夜醒来发出的响动惊醒，也不用再操心儿子的治疗问题。“政府掏钱给他治病，他在医院几乎不花钱，我每个月再去送点零食，给点生活费就好。”这位64岁、但样貌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的农村妇女笑了起来，不用再跟儿子“斗智斗勇”，她着实轻松了不少。

每次去医院探视，看到穿得干净整齐、安静听话的儿子，陈娇都觉得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得感谢政府和胜利医院啊，要不然孩子可能已经没了。”陈娇反复念叨，“托养病房的崔主任、费大夫还有其他医生护士，把他照顾得可好了。”

陈娇老家的扶贫办干部介绍，陈娇和张海在2016年已经脱贫。陈娇有低保、养老保险和养老金，再加上两人每年都能拿到的土地流转费用和零散的阶段性补贴，陈娇家2019年的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

“我吃的不多，他也花的不多。”陈娇觉得自己家的无底洞堵上了一大半。现在，她还在省吃俭用，想抓紧时间把以前借的钱还上。儿子托养之后，她家的外债每年都会减少两三千元。另外，她也开始找医生治疗腿疾。

在秦强被集中托养前，他的哥哥和母亲照顾他最多。哥哥因此不能出远门，还要不断在经济上补贴弟弟。集中托养后，秦强的低保和残疾补助足够他自己的花销，每月还能存下一些。

秦强的哥哥终于解脱出来，最近刚找到了一份押车的工作，跟着镇上化工厂的运输车到处跑，最长时要出门十几天。而这种工作是他以前不敢接的。他的儿子说，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家里人都觉得他的心态变轻松了。

他年过八旬的母亲也过上了普通老人的生活，子女轮流把她接到身边照顾，颐养天年。

各级扶贫办也在重点关注精神残疾人的家庭，特别是家中年迈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

垦利区残联副理事长刘金玲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精神残疾人是最基层、最需要关照的一群人，把这些人照顾好也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之一，“集中托养可以说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9月21日上午，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康复区的会议室里看电视。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无论是政府，还是医护人员，他们最终的期许是，这些患者能康复到自理程度，回归家庭，甚至有机会重新融入社会。

在崔吉俊看来，精神障碍患者治疗和康复分为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患者达到出院标准时，家里最好能够接回去，家人的交流和陪伴有助于患者进一步康复。”

据他介绍，医疗界把精神障碍患者按严重程度由低到高分为0级-5级，3级以上的患者一般会有暴力倾向，被集中托养的患者大多为5级。一般经过几个月的药物治疗，患者就可以达到相对稳定的情况。

患者出院后，医生也会每月对患者进行随访或者要求患者本人到医院检查，并根据病情变化调整用药。“如果情况出现反复，我们会再评估是否需要重新住院。”崔吉俊说。

9月18日，患者李然又一次回到胜利医院做检查。今年5月，他达到出院标准，出院回家。他需要继续通过药物来控制病情，每月仍需到医院检查。与之前“一言不合就打人”的状况相比，他现在已经能照顾自己，还可以干一点简单家务。家里人对他的康复情况很满意，当天还给崔吉俊和托养中心的医务人员送来了锦旗。

今年5月，张海也出院了。由于仍需服用药物，他一天有一半的时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清醒时，他偶尔会和陈娇聊天，说想攒钱给最喜欢的小侄子买套房。“谁买啊？”陈娇逗他，“你啊，我没有钱。”

张海出院后，每天仍需定时服药。家人帮他把每顿要吃的药包成小包。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为了出院后的适应，医护人员也做了一些考量。在1楼康复区的音乐治疗室里有一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精神障碍患者制作的串珠工艺品，有红色灯笼、白色钢琴、金色小猪等诸多样式。

“有几个人手很巧，做出来的东西不比外面卖的工艺品差。”医护人员认为，如果有机会，这些患者是具备工作能力的。“只要能保证按时吃药，很多精神障碍患者和普通人区别不大。”

9月21日，康复区的医护人员在向新京报记者展示精神障碍患者们制作的手工艺品。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摄

如何帮助有条件的精神残疾人走出家门回归社会，也是东营市残联和东营市政府在考虑的。

东营市残联正计划通过集中托养机构建立绿色蔬菜果园、农作物耕种和禽类养殖、手工产品制作、来料加工组装等基地工疗、农疗劳动模式，让残疾人在康复治疗的同时，在工作人员的辅助下开展力所能及的工作，获得一定的收入，进一步巩固精神残疾人家庭脱贫成果。

目前，东营市已经通过集中安置、分散按比例安置和扶持自主创业等方式，帮助部分残疾人就业，但安置对象主要以肢体残疾人为主，精神残疾人偏少。“社会对于精神残疾的认知和接纳程度还需要提高，这需要时间。”李军坦言。

（文中秦强、张海、陈娇、李然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韩沁珂

编辑 王婧祎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