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存战：武汉城管与“地摊王”的矛盾与和解

遇到河南小贩王天成一家，是城管队长胡毅峰十几年职业生涯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刻。

这一家人在鲁磨路摆了14年地摊。面对城管，“鲁磨路地摊王”王天成软硬兼施，奉行“一手打，一手谈”的策略，给城管下跪，撕整改书，念《宪法》，坐在马路中央写大字报，儿子王兆阳说，“如果没有他，我们一家人在武汉待不了14年。”

胡毅峰带领洪山区城管委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的队员们，和王天成斗智斗勇，卧底、谈判、被王天成扇耳光，忍不住抱怨，“为什么明明已经做了很多事，但还是看不到效果？”

这场拉锯了8个月的博弈，被纪录片导演陈为军记录了下来。从冲突、理解到和解，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王家人离开待了14年的鲁磨路，胡毅峰和同事为他们找到了合法的经营地点。外来农民最终融入这座城市。

今年8月，在《城市梦》的首映仪式上，王兆阳一边看，一边掉了眼泪，“我们以前的生活像浮萍一样，现在终于安定了下来。”这也是他第一次从城管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当时总以为城管针对我们家，现在才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付出了很多。”

“城管和摊贩之间，好像天生就是一对矛盾体，但我们只是各做各的事，就像片子里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而我们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有办法可以化解的。”胡毅峰说。

为了量清王家地摊的占道面积，城管出动了四十多人。受访者供图

“钉子”

摆地摊，是王家人在武汉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首选——一家五口，王天成患有脑梗，妻子李书香得了癌症、中风，儿子王兆阳是位失去右手的残疾人。

摆摊门槛低，什么年纪都能做，花不了多少成本，只要能进到货，占据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会吆喝，就可以挣到钱。

王天成把摊点选在鲁磨路。这条街道周边有高校、科研院所，也有破旧的城中村。生意好的时候大多在晚上，但想要占到一个好位置，下午三点多就得出门。

孙女萍萍还小的时候，家人把她装在纸箱里，每天跟着一块儿出摊。等她再大一些，每天晚上十一二点去帮父母收摊，一家三口推着放东西的拖车，慢慢走回家。

但要靠摆地摊扎根在城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入不稳定，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存下三五千块。最穷的时候，一家四个大人连1000块钱都凑不齐。萍萍刚上小学时，胃出血进了医院，他们东拼西凑只能拿出900多块。

挣得最多的是2008年，一年挣了两万多。那年年初下大雪，天气冷，摆摊的人不多，王兆阳正好在卖秋衣秋裤、厚袜子，进价2毛一双袜子最高能卖到2块5。为了能多卖点货，王兆阳晚上睡在自己搭的棚子里，没过多久就得了肺炎。

卖水果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年夏天，他在水果店买了一个西瓜，回家才发现短秤了，去找老板理论，老板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卖水果都不够秤，不信你去看看别人家，所有人都这样。”

王兆阳说，这些人做水果生意都是靠骗人来挣钱，要是我实在、诚信地做，不信没人来买。第二天，他处理掉了原本在卖的金鱼和花卉，开始卖水果。湖北本地的橘子，进价6毛，别人卖2块5，王兆阳卖9毛，秤也比别人家的足。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一大卡车，挣100多块钱。

靠卖水果，王兆阳一家有了稳定的收入。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14年里，王家人在鲁磨路附近辗转了几个地点——华科西三门、鲁巷，他们最终定在鲁磨路181街路口，一家药房的对面。依托一间旧报亭，他们支起两个小摊，占下了人行道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足够长，也因为水果卖得便宜、不短秤，成了其他水果店的“公敌”，王兆阳说，其他商户经常给城管打电话举报他们占道经营。王家渐渐成了鲁磨路上出了名的“钉子”。

“没有牙齿的老虎”

就在王兆阳来武汉的2003年，胡毅锋进入城管队伍。

成为城管之前，胡毅锋对“城管”最深的印象是——上大学时，有次他朝一个小贩走去，小贩收起东西就跑，他不明所以，转头一看，才发现身后站着几个城管，“很吓人”。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父母工作的武汉石化工厂园区里出生、念书、长大，考大学时候，选择了同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法学专业的课堂上，胡毅锋听老师讲民法、中国外国的法制建设，总会心潮澎湃，向往一个更公平、更正义的世界。毕业后，胡毅锋考过司法局、省高检，都失败了。

他觉得城管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能留在武汉，也足够安稳。但身边的同学朋友取笑他，说他是“灰狗”（武汉城管的制服颜色是灰色）。那几年，与城管相关的负面新闻常常占据社会新闻头条，“极端点的，不是城管打死小贩，就是小贩打死城管，好像怎么都是城管不占理。”

胡毅锋入职那年，武汉的正式城管力量刚组建没多久，全武汉招聘了100多名正式的城管执法队员。他的同事里，除了像他一样通过考试进入单位的大学生以外，还有部分是1990年招聘的街道城管、一些退伍转业的军人，和给父母顶职的年轻人。

每次出门工作，胡毅锋都要和带班领导、文书、司机一起，四个人组成一支执法小队，坐一辆双排货车上街巡查，管一条大马路。

一开始，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拆除违建上。有一次，胡毅锋跟着领导去拆一处违建，领导在楼顶谈判时，突然被对方一把抱住，作势要一起跳下去，幸好被身边的人及时拉开。领导下来后，脸吓得煞白。

后来，作为中部枢纽的武汉，像一块海绵一样，吸纳了许多外地人口，处理街头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成了城管的主要工作。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执法模式，“我们对马路、人行道的管理，并不是常态化的方式，那些整治大多数都是阶段性的，按照领导的指示或是政府的要求来做。”

胡毅锋记得，见到流动摊贩时，他们会拿一个大喇叭，喊话、警告、劝离，“嗓门必须要大，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很多情况都是“打游击战”，城管一出现，摊贩就收拾东西离开，只要城管一走，摊贩又回来。对这类“顽固”的摊贩，城管会采取“暂扣”的措施，收缴他们的经营工具，处以罚款后再归还。

“当时各个省市连城管的制服都不一样，我们没有统一的部门来管理，没有统一的规范。所有的程序都是在一步步地探索，碰到一些情况，有时候连城管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有可能会做错，但这也是探索。”胡毅锋说。

胡毅锋常常能遇见冲突。有一次，他同事去劝离一个卖菠萝的男人，男人正在用刀削菠萝，见到他们过来，直接用刀在自己光头上划了几道血印子，威胁他们。还有一次是一个卖凉面的男子，跟胡毅锋聊着聊着，突然掏出一把铁锁，试图往胡毅锋头上砸。

2014年，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经常产生冲突。受访者供图

对胡毅锋来说，城管的工作不仅琐碎复杂，还有繁重的考核压力。

根据规定，上级每个月都会对各个街道的城管进行5次考核。每月20日，区里和市里都会进行排名，全区排名最末的街道会得到一面黄旗警告。考核不是一成不变，标准不断细化，也加大了城管的工作难度。比如，最开始判断一家商店是否占道经营的标准是，商店的货物有没有摆在街道上，后来，如果商店摆出了一张桌子或者一块板子，也要算作占道经营。

“城管的工作用武汉话说就是‘掉不尽的底子，玩不尽的味’，别人看我们在大街上跟别人谈判，很凶、很有气势的样子，其实我们经常在背后被别人骂，压力大的时候大家也都看不到。”胡毅锋说。

“用陈为军导演的比喻来说，城管就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看起来很威严，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纪录片的摄影师程春霖说，“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借法执法，借其他的部门办事，城管不是一个强力机构，他们面对的人又很复杂，它不像公安，面对的就是犯罪分子，我可以直接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力，不管是从法理上也好，从感情上也好，都不会有压力。”

“生活的弱者，碰上工作的弱者”

在鲁磨路摆了14年摊，王家和城管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断过。

在王兆阳的记忆里，最开始，城管常常开着大卡车来，很凶，见到小摊贩就直接把他们的东西都收走，往卡车上扔。

他们产生肢体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妻子用椅子打破了城管的头，城管也在王兆阳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暗红的紫印。

但因为王兆阳残疾人的身份，和困难的家庭情况，城管偶尔也对他们一家网开一面——货物被暂扣，别人要交了罚款才能领走，王兆阳只用写一封保证书。

就连他们摆摊依托的报亭也是城管安排的。2006年，王天成的妻子被查出癌症，他自己也得过脑梗，二人长期吃药，一天的药费就要一百多，“一家人就是什么都不做，每个月也要花几千块。”王天成找到了城管局的领导，领导给他们安排了间报亭，卖报纸和杂货。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家人和鲁磨路的城管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默契。尽管双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摩擦，但最后总能达成协议，王家可以继续在鲁磨路摆摊，城管的工作也不会太难做。

这种默契和平衡同样也存在于城管和其他摊贩之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鲁磨路上的城管与摊贩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城管每天巡查的时间一般是8:30到22:00，摊贩们会利用这一时间差，在8:30之前卖早餐，22:00之后摆夜市。而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有重大节日或迎接上级检查等特殊时期，大多数摊贩也会主动配合城管的工作，在指定时间内不出摊。

直到2014年，双方的默契和平衡被打破。这一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在武汉进行，鲁磨路建设“珠宝一条街”的计划也在加速推动。按照武汉市的市政规划，鲁磨路上的流动摊贩和出店经营现象要被彻底整治。

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升级。胡毅锋正是从这时开始介入王家人的生活。2013年，他被调入洪山区直属城管执法二中队，当代理队长。调来之前，胡毅锋就听说过王天成是出了名的“难搞”。

“王家成了鲁磨路上一个样板，每次我们去劝离别的摊贩，或者让商店不要把东西摆到人行道上，他们都会用王家来推脱，说他们可以占道，凭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为队长，他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必须解决王天成一家的问题。

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产生冲突。受访者供图

而此时，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团队开始筹备拍摄一部城管题材的纪录片，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胡毅锋所在的中队和王天成一家人。

针对占道经营的行为，武汉城管推行“三步式”执法：第一步是温馨提示，劝离对方；第二步是责令整改，要求对方在指定时间内离开；第三步是下达违法通知书，并暂扣对方的经营工具，进行处罚。

摄制组开始拍摄时，城管对王家的程序正好走到第二步。摄影师程春霖负责跟拍城管，第一天去拍摄时，他换上了一身城管的浅灰色制服，扛着一台显眼的摄像机，跟着几名城管去给王天成下责令整改书。

刚开始，王天成态度温和，说，“今天我高兴，首次给你们签字”。但当城管提到他必须搬离时，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看到程春霖的镜头，直直冲了过来，扯着程春霖的衣服，想砸摄像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强势的小贩。”程春霖说。

在和城管的博弈中，王天成从不妥协，拒绝签整改书，拒绝换地方做生意，“局长来了我都不会答应”。他有自己的策略，把事情闹大，招来围观，再开始诉苦，获取同情。他知道城管不敢动手打人，就用西瓜砸他们，追着他们打，用力拍着胡毅锋的胸口大喊，“我要活，我要治病，我要生存权。”

当镜头刚介入时，王天成有些抗拒。他认为自己和城管之间的力量是对等的，害怕镜头会改变这种平衡。但后来，他学会了利用镜头，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纪录片里有一段，王天成拿着《宪法》，对着胡毅锋念里面针对残疾人和贫困户的法律。胡毅锋记得，当时王天成追着他走了几百米，接近一家酒吧时，一支乐队走下来，旁边也有人拿着摄像机拍，王天成很快跑了过去，对着那台摄像机继续念法条。

在一次被城管要求搬离后，王天成躺在地上向围观群众诉苦。受访者供图

在这位70岁的老人面前，城管显得手足无措，动用了很多非常手段。为了弄清王家卖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他们先是派了个年轻城管去记账，结果账本被王天成撕烂，年轻城管也被他骂得掉了眼泪。有人想出办法，去王家旁边支个小摊，假装是北大青鸟的招生人员，偷偷地观察，偷偷地算。

要量清楚王家的占道面积也不容易。城管试过趁凌晨去量，被睡在货车里的王兆阳发现，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单位，他们怕王天成上门找碴，还嘱咐门卫关上了单位的大门。最后，城管出动了一辆大巴、40多位装备齐全的城管，用盾牌把王天成控制住，才把任务完成。

那段时间，是胡毅锋十几年的城管生涯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人长得高，讲话的嗓门也大，工作时严肃，但脾气很好，可那几个月他偶尔也会忍不住冲着摊贩发火。他跟程春霖抱怨，为什么明明已经做了很多事，但还是看不到效果？“就像李副队在片子里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

王家人想要扎根武汉，是从王兆阳有了女儿萍萍开始的。

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王天成年轻时，有过进城的机会。第一次是中学毕业后，他报考空军，考试通过了，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卡在了政审这一环。第二次是二十来岁时，一位同乡听说内蒙古在招铁路工人，约他一起去应征，王天成想去，又被母亲拦住了。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母亲裹了小脚，没法下田种地，他一走，母亲不能独自生活。

王天成留在了农村，种地插秧，娶妻生子。1978年前后，市场经济刚刚放开时，王天成就做起了小生意。每天半夜出发，扁担往身上一挑，走一百多里的路，去附近的镇上卖烟叶，卖到南阳，回程时再装几瓶白酒，回村里卖。靠着倒腾烟叶和白酒，王天成撑起了一个家，把儿子王兆阳拉扯成人。

王兆阳成了家里最先进入城市的人。他念完中学，先是跟着老乡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又南下去了深圳，在一家生产五金的日本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环。厂里每周会安排管理、统计相关的课程，王兆阳一节不落，这些课教会他分清什么是有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教会他怎么画统计图、看统计表。

那时，王兆阳一个月能挣500块，如果多加班，可以挣到900块。他学会了享受城市生活，有空就跟工友们去看电影、去舞厅跳舞，舍得买飘柔洗发水和带香味的抽纸，请朋友吃饭时，会点15块一条的红烧鱼、3块5一瓶的珠江啤酒(002461,股吧)。

但王兆阳从来没想过要在深圳留下来。身边的工友们大多都是干上几年，挣点钱，再回老家盖房子、结婚，王兆阳也是类似的打算。他享受深圳的生活，却不迷恋，他知道南国的土地处处都能掘到金，他只想挖一小桶，然后回河南老家过安稳的日子。“总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一场意外打破了王家人还算顺遂的生活。1999年，王兆阳23岁，从日本工厂跳槽到了一家台湾工厂，从生产员晋升成了小组长。但这家工厂规模小，对正在工作的员工也没有红外线防护。春天的某一天，王兆阳在厂里修模具时，300多吨的冲床从头顶砸了下来，砸中他还没来得及往回缩的右手，医生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一开始，工厂不愿赔钱，只有社保部门给了28000元的补偿。王天成知道以后，赶到深圳，父子二人从春天忙活到秋天，打完一大叠电话卡，写了无数封申诉信。没钱请律师，王天成就亲自上，整宿整宿地不睡觉，翻法条，走仲裁，从劳动所走到劳动局，再打官司，从初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最后工厂输了，赔了王兆阳几万块。

1999年，王兆阳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揣着这几万块钱，王兆阳和父亲回到了（河南）镇平县老家。当时，家里只剩三两亩地，王兆阳买了一辆拖拉机，想再包几亩地，靠种田为生。媒人也给他介绍了媳妇。

但田园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几万块很快所剩无几，粮食的收益也不够好，挣不到钱。

就在这时，王兆阳当了父亲，经济负担迫使这家人下定决心，要去城市找出路。

在华科附近摆摊时，王兆阳结交了些学生朋友。他没上过大学，想体验学生的生活，找学生们要了课表，常去听社会学和中医的课，时间长了，老师也记住了这个看起来不太像学生的年轻人，上课点他回答问题，下课找他下围棋。有位出生医学世家的博士，得知王兆阳对中医感兴趣，还特意托家人寄了几本祖传的医书借给他看。

他喜欢大学的氛围，不愿搬去其他地方。每天早上五六点去树林里锻炼身体时，能碰到一些学生在朗读、背四六级单词，王兆阳总会很羡慕。“这些东西只有在好大学、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得到，如果回到农村，每天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王兆阳想，必须要在城市里把根扎下来，必须要让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成为更成熟的城管

胡毅锋第一次见到王天成时，王天成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了他听。

那次见面是在王天成租的房子里，一间堆满了衣架、衣服和杂货的小屋子，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刚当上队长的胡毅锋和一位同事提了一箱牛奶，去他家了解情况。王天成和妻子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他讲一家人从河南到武汉的经历，讲自己和妻子的病，讲儿子残疾的右手，讲孙女在中国地质大学附中读书，数学成绩每回都是第一名。

对王家人，胡毅锋的感情很复杂。他迫切地想要拔掉这颗钉子，也同情他们的境遇。他专门去过王天成的老家，调查王家的经济情况。老家的村干部证实了这家人的贫穷，在亲眼看到王家那间长满杂草、墙壁开裂的老房子时，胡毅锋心里忍不住发酸。

在交往中，胡毅锋发现，王家人诚实、善良，从不在秤上弄虚作假，快到保质期的水果就不卖了，就送给清洁工。他们留在武汉、跟城管坚持对抗的唯一理由是萍萍，每次看到萍萍出现在水果摊的时候，胡毅锋也会想起自己的女儿，他想，如果自己处在王家这样的境地，能不能做到这个地步？

在城管的岗位干了十几年，胡毅锋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他记得一对卖面的夫妇，湖南人，有一个4岁的孩子，孩子趁他们不注意，掉进了用来烫面的热水桶里，全身的皮肤都被烫伤了。还有一个卖板栗的男人，年轻时赌博因为卖掉了肾，家徒四壁，妻子也被查出了癌症，被城管找上门时，他还有几吨板栗冻在冷库里。

“以前基本上是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懂怎么和被执法的对象沟通，也从来不去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背后复杂的原因，所以办事情不够灵活，也生硬。”但后来，胡毅锋觉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城管。

胡毅峰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与此同时，武汉开展的“城管革命”也让胡毅锋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有了转变。“城管革命”提倡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先后推出了“鲜花执法”、“卖萌执法”、“眼神执法”等不同形式。

“文明执法是严格执法的一个基础，只有让那些摊贩和围观群众都看到我们是文明的，执法程序才能推行得下去。”胡毅锋说。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他和王天成沟通时，一开始只要王天成一闹，周围的群众都会帮他讲话，但到后来，很多人都慢慢站到了城管那一边。

在僵持了几个月以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王兆阳撤走了水果摊，给城管写了一封《申请书》，表达了对此前占道经营的愧疚，城管也提出，给王家在民族大道上新装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亭棚，让他们继续把水果生意做下去。

胡毅锋说，城管还帮那对孩子被烫伤的夫妻在合规的夜市找到了一个摊位，也答应卖板栗的男人，愿意给他足够的时间，等他卖完库存的板栗再离开。

“他们来武汉，我们愿意接纳他们。但是既然来了，就必须要服从武汉的规矩。如果真的碰到困难，我们也愿意想办法解决，给一些时间和空间。当他们用这些时间、空间积累到一定的原始成本以后，再去租门面、入室经营，或是找别的工作。这样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当城市能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去年，胡毅锋离开了鲁磨路，被调到洪山区和平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当队长。

9月6日，周六，他一大早就到了位于和平街道的办公室。这几天，恰好武汉迎来“全国文明城市”的复查，胡毅锋的心里绷着一根弦。9点，他从位于白洋桥路的单位出发，开始巡街。摇下车窗，掏出手机，打开相机模式，对着路边的街道，时刻准备拍照，发现问题。

汽车启动还没五分钟，胡毅锋就拍下了第一张照片：几床棉被搭在路边居民楼的阳台上，格外显眼。这是城管最常碰到的问题之一，当街晾晒，他们需要进入小区，找到晾晒的户主，挨个劝说。

9月6日，胡毅峰在进行日常巡街工作。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再往前开，胡毅锋依次拍下了横七竖八地停在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堆放在马路中间的施工沙土和石块、张贴在商店橱窗的不合规广告……“只要出来一转，你会发现看哪里都是问题。”

胡毅锋想起，有一次去上海考察，看到街道干净又整洁，几乎见不到流动摊贩，他很羡慕，期待武汉有一天也能变成这样。

“城市发展到一定水平，很多问题也都会解决。”胡毅锋说。最近几年，很多以前胡毅锋认识的摊贩都不再摆地摊了，有的去做了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的自己租了门面，做餐饮或者小商品零售。

“没有人想永远摆地摊，当城市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岗位，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高的收入时，不需要我们去驱赶、劝离，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离开。”

在琐碎的工作中，胡毅锋渐渐对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觉得，这种矛盾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

现在的王天成一家，便不再以摆地摊为生。2015年，城管帮他们把卖水果的亭棚安排在了光谷广场另一边的民族大道上，一个公园的角落，不占用人行道的面积，对面是中南民族大学，附近有很多小区，人流量也有了保证。

第二年，王兆阳和妻子在离亭棚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门面，月租三四千块，开始入店经营。他给水果店取名叫“开心水果”，这四个字念起来响亮、好记，也是他们的愿景。

搬到城管安排的亭棚后，王兆阳给水果店取名为“开心水果”。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离开鲁磨路以后，王天成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他也不可避免地衰老了许多，背变驼了，走路不再那么有精气神，唯一不变的是嘴上叼着的那根烟枪，和他对武汉的热爱，他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说，“哪里黄土都埋人，我死也要死在武汉”。

萍萍考上了大专，学电信，计划明天考专升本，再在武汉找一份工作。和父辈不同，她在武汉长大，所有的记忆都与武汉有关，是一个真正的“新武汉人”，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去楚河汉街逛街、在长江坐轮渡。

因为今年的疫情，王兆阳的生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将近半年没有收入。5月，他退掉了门面，回到那间亭棚，继续卖水果。为了吸引过路的顾客，他搬来一台音响，放很大声的音乐，也找朋友订做了射灯，能在人行道的地面上打出“开心水果”的字样。前两个月，随着疫情的消退，他们终于挣到了几千块。

而在光谷转盘的另一边，鲁磨路不再像以前一样喧闹。两旁破旧的楼房已经被拆除，汽车在宽敞的行车道上飞驰。人行道上，不见了摩肩接踵的小摊贩，只有行色匆匆的路人。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李雨凝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