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从哪里发力

　　解决结构性失业 眼光要放长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稳定和促进就业”置于宏观政策的优先级，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为何将就业纳入优先考虑？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列举的这组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受此影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

　　面对这些现实压力，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就“稳定和促进就业”献计献策。两会结束后，关于就业问题的探讨也一直在继续。

　　就业情况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

　　“不是把就业政策放到和货币政策同等的高度，就业政策的地位从来都比货币政策更高。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就业。”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就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来都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刘世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就业是充分的，那么这个经济体的资源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处于一种不冷不热、正合适的发展状态。

　　“下一步强调高质量发展，就业的位置应该比以前放得更高。我个人的观点，（就业）应该放在第一位，甚至我们将来讲经济形势好不好，或者增长速度高不高，首先要看就业的情况。”刘世锦说。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在出席媒体沙龙谈到就业和投资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下一步，应该围绕促就业确定投资方向。宋晓梧直言，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熟悉通过投资拉动GDP的发展路径，但未来坚决不能又走上“就业是民生之本-GDP增长是为了就业-确定GDP目标-通过投资拉动GDP”的老路。

　　宋晓梧曾去德国等国家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调研城市转型工作。他问当地工作人员，如何确定投资项目？对方回复他，第一个考虑因素就是能够拉动多少就业。而反观我国的一些同类型城市，过去考虑的往往是当年能够增加多少GDP。宋晓梧指出，要在稳就业和稳投资之间建立联系，中长期考核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就要看投资项目能拉动多少就业。

　　“过去，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主要是看经济增长速度等，也关心就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扩大有一个系数关系，我们把它叫做就业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随着我国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其间接寻求就业目标，不如直接把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实施的依据，这样目标更加明确，也在就业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手段之间形成有机的、内在的联系。

　　如何降低中小企业用工成本

　　“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是创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58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看来，中小企业能在稳就业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重点研究降低这类企业的用工成本。

　　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永利认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就是稳就业的具体举措，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只要搞活企业，就业就稳住了。“

　　过去一段时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小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仍然很难贷到款。张永利说：“不是国家政策不好，而是限制太多，希望金融机构能放宽一些限制。同时，金融业应把收益更多返补给实体经济。”

　　除了融资的诉求，社保等支出也是企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压力。

　　宋晓梧调研发现，企业抱怨社保缴费率高，主要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过高。在就业压力上升的时候，暂时下调社保缴费率是许多国家都采取过的措施。包括在中国，2013年到2016年间，上海、哈尔滨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从22%降至20%。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建议，对小微企业要特别加大减负力度，建议通过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等，降低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各地园区优惠政策，切实降低小微企业的创业成本。

　　作为企业家，姚劲波提出了十分具体的建议：一方面抓紧研究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失业保险费更大比例返还、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落实对中小企业帮扶，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维持企业经营和用工稳定。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从5月1日起，降低保费费率的工作也将全面推开。

　　如何解决结构性失业难题？眼光要放长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信息显示，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需在城镇就业的新增长劳动力仍有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34万，再创新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失业风险并不是“总量失业”，而是“结构性失业”；最主要的风险人群并不是一般体力劳动者，而是大学生。

　　他注意到，现在社会各界对建筑工人等一般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依然很旺盛，有的地方还不太好招人，有些建筑工人甚至能实现月薪上万元。而不少大学生则面临着艰难的就业选择。他指出，这种“结构性失业”风险比“总量失业”风险更难解决，因为后者可以靠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而前者的解决方法不能只靠提高经济增速，还取决于就业人群的需求端和供给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大面积、趋势性问题，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青壮劳动力减少而产生的“有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岗位找不到人”结构性错位。

　　“很多人不是失业了，而是没用了。所以，稳就业也需要把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在结构上调整好。”刘尚希说，稳就业要在就业需求和人才供给两个方面稳步调整。

　　在关于“结构性失业”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创新和稳定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即科技创新促进了产业发展，会慢慢挤压就业空间。对这个观点，宋晓梧明确反对。“汽车的发明消灭了马车夫的工作岗位，马车夫有多少是可以统计的，而汽车的设计、制造、维修以及带来的相关产业链工作岗位当时谁能预计？”他说，创新的层次越高，可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越多。

　　不过，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确实也会带来不少就业压力。刘世锦提醒，一些传统产业的退出过程中会存在再就业的问题，要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培养人才。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念沙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提出，在谋划创新业务的同时，也要谋划和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通过建立有效的人员流动机制，根据不同职工的特点，安排其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使人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徐念沙建议，加强教育引导，使职工理解交流转岗的必要性，减少摩擦失业。通过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提升职工素质和技能，使其可以在更广的领域实现再就业，增强职工就业及职业转换能力，提高职工安置时的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