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张雷：《能源法》要为“能源革命”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

本报实习记者 宋琪 记者 吴可仲 北京报道

“今天可再生能源要考虑的不是两年、三年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一个最终夺取能源革命胜利、长治久安、体制机制的问题。”谈及“能源革命”，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如是表示。

基于此，张雷在今年两会将目光聚焦于《能源法》。在他看来，《能源法》要为“能源革命”所展望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尤其要设定碳排放净值为零的长远目标。在此基础上，《能源法》也要为可再生能源设定长期目标和路线图。

目前，《能源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对于这部能源领域的“基本法”，业内满怀期待，希望其能从保障能源安全、顺应全球能源低碳清洁化发展趋势、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角度，以法律形式把我国“能源革命”的基本方针和战略规划展现出来。

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

张雷认为，所谓“能源革命”，其实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总体目标就是实现零碳。这与气候危机、“人类共同体”密切相关。

“整个化石能源的基础设施，无论是油田、火电厂还是天然气电站，其折旧周期都是数十年，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源源不断地投入火电。此时，只有当我们设定零碳的时间节点之后，才能以终点为时点来倒推实现这一过程。假设要在2050年实现零碳，我们就清楚何时不能再投入火电厂，清楚何时不能再投入煤矿开采，后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时间表就可以推导出来。”张雷表示。

事实上，在全球“气候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多国已经通过立法明确了能源转型时间表和路线图。

2019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英国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2020年，法国2019-2028年《多年能源计划》（PPE）获得通过，其第二道政令通过了国家低碳战略（SNBC），定下2050年以前法国达到“碳中立”的目标。

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绿色协议”，该协议提出，到2050年，欧洲将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而在此之前，德国已正式立法宣布到2038年“退煤”。

张雷认为，正如欧盟国家将这些目标直接纳入法律，我们应该定义“能源革命”的关键目标，并将其纳入法律中。因为《能源法》不仅仅是定义“谁做什么事情”的行政类法律，而更应制定关键的战略目标，使其成为约束力。

“我们需要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设定总体目标和时间表，尤其要设定碳排放净值为零的长远目标。因为只有提了这个‘纲’，才能够纲举目张。”在张雷看来，“将2050年作为零碳达成目标的时间点是可行的，而且是机遇大于挑战。”

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优势明显

“现在大家还是用静态的眼光看问题，觉得可能2050年零碳的目标做不到。但我对此充满信心，这个目标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时间的推移，可再生能源的优势会更加明显。”张雷如是表示。

在部分能源行业人士看来，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安全保障的主力军。张雷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能源的中心词是“保障能源安全”。“而谈到‘能源安全’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可再生能源放在了保障“能源安全”的大框架下面，树立起了一个新的能源安全观。”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报告蓝皮书（2019-2020）》显示，2019年，我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

“即使中国贫油少气，但我们还有风、有光，这个不用进口。”张雷表示，“现在我国天然气大部分用来发电、取暖，石油约50%用来作为内燃机引擎动力，这些都可以大规模实施电能替代，而且是可以实施以可再生能源的电能作为替代。”

而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一半命运还在于自己，如果有一天风电和光伏不只是平价，甚至（成本）只是火电的一半，届时成本优势足以使化石能源放弃竞争”，张雷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可再生能源的本质是技术，技术就是遵循生存的法则在不断地进步。在技术进步的几年中，我国风电和光伏距离平价时代已经不远了。张雷指出，“目前‘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很多地方风电在销售侧已经可以跟火电平价了。”

同时，张雷认为，随着未来电网布局和产业布局的优化，储能、氢能以及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可以弥补可再生能源在灵活性、稳定性方面的劣势。

张雷表示，“更关键的是，如果将原本进口油气的资金用作投资，发展风电、光伏、储能及动力电池等产业，这将实实在在地拉动内需，同时还能促进这些产业继续发展。”

将发展目标和路线图固化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确保实现零碳目标，同样需要设定路线图，明确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持续提升的比重、绝对数量和时间表。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表示，我国承诺2020、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分别达到15%和20%。张雷认为，这一明确的中期目标和时间表，有效推动了能源转型的具体规划，汇聚了产业与创新力量。得益于此，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世界产业版图上迅速崛起。2019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就达到15.3%。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只看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是20%，那么2040年、2050年分别应该是多少？”张雷指出，因为这些目标将直接影响到电网的规划和产业的布局，而产业规划和能源基础设施布局的调整时间跨度比较大，需要通过立法给予框架的稳定性和前瞻性，此后社会产业、政府规划、技术研发创新等才能相应地积极推动起来。

若想要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持续提升，那么未来风电、光伏的消纳将是非常重要的挑战。而只有明确了中长期的发展目标，整个行业才会从国家产业布局的角度来考虑配合新能源的消纳。

“今天可再生能源要考虑的不是两年、三年的问题，而是要考虑一个最终夺取能源革命胜利、长治久安、体制机制的问题。”张雷强调。

如今，随着风电、光伏“平价时代”的临近，可再生能源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作用更加突出。“因为平价之后，很多问题已经不是新能源行业自身能够应对的。与负荷如何互动，负荷端产业如何布局，整个电网传输路线如何规划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张雷称。

张雷进一步解释道：例如，如果计划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50%的目标，那么是否需要将一些大的基地定位在钢铁基地、电解铝行业、数据中心，并考虑产业集群的布局？而在更短的时间周期内，特高压电网应该怎么布局，中国电网体系怎么规划？其后，风电、光伏要解决成本的竞争力，但是如何纳入到能源体系？如何跟负荷有效对接？——这都不是行业自身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去考量。

“我建议可以逐步地从平价实现更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但这些必须有可预期性，必须是有一个框架的稳定性，这样才让资本、技术有安全感。”张雷说，我们必须通过《能源法》将新能源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路线图固化下来，这是新能源行业和相关部门都需要面对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