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对话陆杰华：人口低速增长下 中国经济社会如何转型应对？

5月11日，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截至2020年11月1日，全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共14.12亿人，与2010年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中国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人口现状？中国的人口峰值何时会到来？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人口红利消退等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围绕着这些问题，新京报邀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学会副会长陆杰华，来进行讨论。

“当前人口面临的结构压力比数量压力更大”

新京报：如何看待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

陆杰华：对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有两个主要判断：第一，过去十年人口的几个指标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或者说变化，包括城镇化、年龄结构、性别比、家庭规模等。第二，人口普查的数据传达出的信息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我们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忧”的是年龄结构，特别是劳动力结构的下行、劳动力可能老化的加剧；“忧”的还有人口增速的进一步放缓，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至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另外一个中性的数据是，在流动人口方面，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这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继续沿用过去的治理方式的话，可能不适应当前人口流动出现的新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数量增长的压力，到了五普、六普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数量和结构并存的压力，而第七次普查结果显示，我们当前人口面临的结构压力比数量压力更大——我们当前的人口国情是人口多又老，且老比多的问题更突出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人口问题。

“中国进入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阵营”

新京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这已经是家庭户均人口连续下降，从四口之家减少到三口之家，再到两口之家。家庭户均人口的下降有哪些原因？

原新：户均人口规模的下降本质原因是低生育率。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达到更替水平（即2.1），1992年以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降，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后略有回升。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是1.3，这已经到了超低生育率的临界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来看，2019年全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基本上生6-7个孩子，最低生育率的国家生育率大致在1.1-1.2或1.3，包括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一些南欧国家。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生育率约在1.1-1.2，现在大陆地区的生育率降至1.3，应当予以关注。

除了低生育率导致的少子化之外，还有一些经济社会原因加剧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例如离婚数量的上升，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离婚对数从260多万对涨到了400多万对，离婚实际上是把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家庭户均人口就会减少。另外，现在年轻人独身、丁克的选择，以及少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子女发生意外，可能都会使家庭规模缩小。

陆杰华：户均人口规模掉到“3”反映了家庭规模的锐减。“3”以上的家庭也就是核心家庭，可能还会占据主流。不过，根据国家卫健委2016年的家庭调查数据，核心家庭中没有子女的家庭比重在上升，占据了18%。也就是说，结婚但是不要孩子的家庭开始变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变化。

“把选择生育数量的机会留给家庭 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新京报：我国生育率未来趋势如何？低生育率是否会保持？

原新：低生育率要在短期内回升比较困难。现在增加一个孩子的成本非常昂贵，不仅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政策成本，这些都约束了人们多生孩子的意愿。

新京报：近期关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讨论较多，全面放开生育是否能提振生育率？

原新：中国由生育政策决定生育率走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生育政策在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但要提振生育率很困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政策效应只在短期内释放，整体效应具有局限性。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出台的措施，比如完善社会家庭支持政策，增加生育的津贴，延长免费教育等，提振生育率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象，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陆杰华：我同意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放开的节点越早越好，越早越主动。为什么？因为当前育龄妇女规模和比例都在下降，如果放晚了，这部分就错过了。当然，也可能放开了生育限制，很多人选择不生孩子，但是生不生是公众自己的事情，而有没有给予生育的机会则是另外一回事。

新京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关于生育政策你有何建议？

原新：优化生育政策意味着我国不会止步于全面二孩政策，还会进一步宽松。但放宽生育政策不是为了提升生育率，而是着眼于把选择生育孩子数量的机会留给家庭，政策层面则要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上做文章。

政府需要构建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公共政策体系。首先，要在法律和政策层面上修改、消除、废止那些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不相符合的规定。其次，要构筑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包括婴幼儿的托育及小学教育、陪产假、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制度等，以及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第三，要加强生殖健康的相关服务，包括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生殖健康教育，以及婚检、孕检、产检、婴儿关怀等服务，还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包括文化环境、舆论环境要从原来主张少生、晚婚晚育进行转向。

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并不一定就会使得人们更愿意生孩子，但这是政府的一个责任，无论家庭是否生孩子、生几个孩子，都应该公平地得到政策的关照和服务。

“明年或者后年老龄化率或超20%，进入中度老龄化”

新京报：从年龄构成来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如何看待我国的老龄化形势？

原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特点可以总结为四个“超”。一是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2020年普查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据其预判2025年老年人口会超过3亿，2033年会超过4亿，到本世纪50年代达到峰值时会有5亿左右，也就是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30年之内还能翻一番。

第二是超快速度的老龄化进程。我国老龄人口翻一番的速度非常快，大概只要25年左右，发达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新兴工业化国家大概需要三四十年时间。

第三是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但是高于发展中国家，30年以后，我国会进入世界老龄化国家最高的方阵中。

第四是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等到老龄化进程快速走完以后，本世纪的下半叶，人口结构将会非常稳定，1/6是小孩，1/2是劳动年龄人口，1/3是老年人。

国家为应对老龄化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我国GDP总量在不断提升，1978年中国GDP只相当于全世界GDP总量的1.6%，去年达到全世界GDP总量的17%，正在逐步走向富裕。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现在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几乎做到了全覆盖，未来保障水平会越来越好。伴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落实，全体国民的健康状况也能不断好转。

现在更应该着重关注的是农村养老问题。我国流动人口80%以上来自农村，80%以上进入城镇，80%以上是青壮年人口，流动人口给农村带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残疾人，给城市带来的则是人口的活力，延缓了城市老龄化进程，降低了城市的老龄化的水平。农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和政策的储备远远不及城市，而农村恰恰又是人口老龄化大潮冲击的第一站，所以对农村养老问题、乡村振兴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陆杰华：我认为应该动态地认识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的变化。从动态来看， 2000年五普的时候，我们进入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龄化的速度就加快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10%增长到了18%，也就是在20年间增长了8个百分点，现在老龄化速度已经很快了。但当前的老龄化速度还不是最快的时期，未来两三年可能是老龄化更快的时期，明年或者后年老龄化率可能要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

加速的老龄化对我们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指的是，动态来看，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很快，但是横向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轻，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回旋时间来为应对老龄化做各种经济社会方面的准备。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区域之间的差异。31个省老龄化水平不同，有些快有些慢，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有些社会经济并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老龄化速度反而更快。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的老龄化速度要快于城镇。在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中，我们要去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理念。如果不改变这一理念的话，可能会持续增加未来老龄化的压力。

新京报：陆老师提到未来两三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会达到20%，当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达到这一水平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当前相比是怎样的？

陆杰华：2020年，我们的老龄化达到18%的时候，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当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我们的老龄化速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以，从经济发展来看，我们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也有人不同意说叫边富边老。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国家的“富”和“老”是同步的。尤其是我们的农村地区，老人很多，但是农村的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如果我们应对老龄化不及时，可能会面临“慢备快老”的形势，即应对老龄化的准备很慢，但老龄化的速度很快。所以，希望我们应对老龄化的准备以及制度安排，最起码能够和老龄化的速度同步，这样能够使得今天的老人和明天的老人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

“应充分利用现在低龄老人比较多的优势条件 逐步推进延迟退休”

新京报：为应对老龄化，延迟退休议题引发关注。宁吉喆局长在发布会上提到，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如何看待延迟退休政策？

陆杰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渐进性延迟退休，我个人赞同延迟退休：第一，延迟退休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可以延缓人口红利期。现在人的寿命在一定程度拉长，可以通过考虑延迟退休延长人口红利期。第二，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有利于平衡我们的养老金需求。第三，延迟退休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健康认知等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在低龄老人比较多这一优势条件，逐步推进我们的延迟退休。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延迟退休的制度安排上还有很多欠缺。比如，我们当前对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不够，保障老年人的劳动权利的法律没有跟上，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新的工作机会的安排也没有跟得上，这些都会影响老年人的参与。另外，现在农村老年人的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其他的保障也要跟上。

原新：我国的退休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那时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只有43岁，城镇化水平只有13%，人们都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平均受教育年限连小学毕业都达不到。而到今天，我们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岁，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10年，也就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基本上推迟了10年，而末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没有变化。同时，受过大学教育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2.2亿，占总人口的15.5%。寿命延长了30多年，接受的教育水平在提升，在劳动力市场时间反而少了10年。这是一种浪费，我们有义务延长创造财富的生命周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得到更进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能使个人收入水平得到更好的提高。对于个人来说，延迟退休意味着工作期间可以积累更多的养老金，也就保障了退休以后的收入水平。

“人口红利不会消失 但会由高劳动参与率转向高劳动生产率”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表示，人口红利依然存在，我们当前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大概还是8.8亿人。但与2010年相比，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000多万人。如何看待当前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还能够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多大作用？

原新：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型。人口机会需要经济条件的匹配，只有当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能够与人口机会相匹配，才能够将人口机会激发起来，转变成经济的红利。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价格非常低廉，同时人口抚养比降低，形成很好的人口机会；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促进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这二者的匹配使得我国依靠高劳动参与率收获了第一次人口红利，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未来，我国依然具备人口机会。现在劳动人口为8亿多，到本世纪末约为6.5亿，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的供给优势还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突飞猛进，1982年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不到0.4%，现在达到15.5%，按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40%的标准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大学教育普及阶段。这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的存量会越来越雄厚。另外，延迟退休也将成为劳动力的支撑力量之一。如果男女退休年龄均延迟到65岁，劳动力人口大约会增加1.5亿，基本抵消了未来30年减小的劳动力数量。

要将这样的人口机会转变成红利，需要经济的转型。我国经济不能再依靠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要转变为依靠资本密集型、金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在这样的产业环境中，更多依赖的是劳动力的素质，也就是人力资本。因此，人口机会会随着人口转变发生转型，收获人口红利的手段和条件也会转型，未来的人口红利将由高劳动参与率转变为高劳动生产率。

陆杰华：我们的劳动力总量确实还比较大，但我们要比较关注比重的下降。七普表明我们的人口一个很重要转向是结构的下降，劳动力老化的问题更突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那年劳动年龄的人口总规模是最高的，从2011年开始这9年一直在持续下降，总量下降了4000多万。从比重看，六普的时候，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的占比是74%。与之相比，现在这一数据下降了接近6个百分点，下降速度相对较快，这会对未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带来重要的影响。

我们国家当前还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本的强国。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依靠人口总量，还要依靠年龄结构的活力和动力。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靠劳动力数量作为经济发展红利这个模式，我们要改变和超越过去人口红利的模式，要从依靠劳动力数量转向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等把教育的红利变成经济发展的红利，形成我们第二次的人口红利。另外，我也特别关注性别红利，这两年女性的就业机会在下降，我们要能够提供性别更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充分利用女性就业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侯润芳 编辑 陈莉 校对 刘军